特偵組在起訴陳前總統後，對台北地院不續押的兩次裁定，一再以被告有湮滅證據，甚至只想把陳前總統關入看守所的想法，一再抗告，不僅失去了證據保全的即時性，更與大法官最近所做出的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中，保障少數者人權的意旨相違背。
關於羈押中被告與受刑人的人權，受到特別權力關係的思考桎梏，一向不認為其可與一般公民享有同等的基本權保障，惟就羈押的被告而言，既然受到無罪推定，則除了拘束其人身自由之外，其所受待遇應盡可能與一般人相同，則關於被告是否有書信往來、接見，甚至其言論自由等，除有違反羈押目的之外，也必須完全受保障，任何對於被告的權利限制也僅能由法院所決定，檢察官或所方僅能在法院的命令之下為之，而不可動輒將被告當成是受刑人，恣意地限制其基本權，甚至以近乎恫嚇的方式威脅被告供述其他共犯的犯行以獲取交保，或者對被告律師以有洩漏機密或者違反律師倫理等，移送法辦，凡此種種，不僅已經違反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，也反映出檢察官的一種威權心態。
而在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中，針對現行羈押法中，對於羈押被告的權利受不當侵害，僅能為申訴而不得提起訴訟救濟之點，以有侵害必有救濟的訴訟權保障觀點，強烈地加以否定。因關於目前的申訴制度，乃是向所方、巡視的檢察官或法官為申訴，此種設計僅是一種自律審查，尤其是檢察官本身乃屬於當事人一方，在其隨時可能將羈押當成取供的工具而言，此種申訴的實質意義不大，若又否定被告向法院提起救濟之權，則必然使被告成為檢察官的禁臠。同時此號解釋也間接提到，羈押手段基於其嚴厲性，所以必然是一種最後手段性，而不是押人取供的工具，更不能當成是一種預先刑罰的手段。
特偵組在起訴陳前總統後，不思努力為論告做準備，卻一再抗告以求法院羈押，反映出其在偵辦案件上的不積極與不完備性，更將羈押當成是押人取供與刑罰預支的工具，特偵組的反人權心態，正與大法官的護人權觀念，形成極端的對比。
（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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